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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日期: 2013-08-26 浏览次数: 来源: 文化宣传司 字号:[ ]

    回顾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和成就,我们看到,这一历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分不开的;是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转型与发展分不开的;也是与世纪之交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融入新一轮全球化,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突破分不开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观念发生重大转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内的各项建设事业踏上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起点。因此,今天谈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问题,有着不同以往的历史起点和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一)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主要任务,许多制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在面临整体性转变

  正像许多相关研究指出的,我国的工业化建设真正起步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大约三十年时间里,在一个多数时间基本封闭的国际环境里,完全依赖于自力更生的方式建立起了大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工业化早期阶段只能采取计划经济的模式,以自我积累的方式,压低国民消费水平,延缓部分地区的现代化进度,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西部支援东部成为必然的发展路径。在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环境中,主要属于农村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的广大民族地区,长期担任了为国家输送农牧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任务,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该承认,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性,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民族地区多项发展指标滞后的最根本的原因。

  当前,制约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经济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成功实施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以世界上少有的快速度发展起来。我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为2007年的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2008年,我国GDP总量超过3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大关。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和进出口总额双双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四千多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发展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型。很显然,我国现代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民族地区将从我国工业化资源基地的身份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公平的发展条件,制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将可能全面缓解。

  (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新型文化管理体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转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宪法》就规定了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公民所拥有的各项基本文化权利,奠定了我国文化制度的宪法基础。同样是在建国之初,我国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努力提高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和民族地区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文化、教育、科技水平的差距,成为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过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早期特殊的体制性安排,宪法确立的基本文化制度并没有很好落实。在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层面,就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过分垄断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在民族地区,更是在体制机制上强化了片面的发展模式。

  这一状况也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民族地区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市场不断发展,文化产业也不断孕育和壮大,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基本体制环境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首先,大多数文化产品和服务都已经成为商品,绝大多数人以及每个人的绝大多数文化消费需求,都可以通过自主选择在市场上以排他性的方式直接得到满足,而不再需要政府兴办“文化事业单位”,以“间接”的方式作为公共产品无偿提供。其次,在市场经济失灵之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按照新的体制机制普遍建立起来,其领域覆盖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对于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的救助等,人民群众对文化生产的“创造权”和文化消费的“选择权”在不断得到落实。同时,在政府兴办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积极性也在日益高涨。

  显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已经有了极大地提高,消费方式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的情况下,上述新型体制机制安排正在推动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全面落实和有效保障。

  (三)世纪之交以来,我国全方位地融入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际环境的封闭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国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发展模式,也影响了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30年的改革开放使全球化因素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体现着近现代市场经济本性的全球化进程已经进行了数百年,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整体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该时期从一系列标志性著作中获得了许多命名,如“后工业化时代”、“第三次浪潮”(或“大趋势”)、“数字时代”、“符号生产和消费时代”、“后现代”等等,但所有这些都可以归并为一个命名,即“新一轮全球化”。值得强调的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所谓“新”,蕴涵着与文化发展的密切关联。一个明显的动向是:自20世纪下半叶起,在传媒技术革命支持下,当代“知识经济”和“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日益被国际社会采纳为衡量经济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文化生产能力的空前提高,文化元素的跨国界传播,文化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区别于以往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由此引发的关于普世价值/多元价值、时尚/传统、文化竞争/文化安全、物态经济/拟像生产等争论都具有全新内涵。

  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与新一轮全球化同步开始。改革开放还不到10年,中国就启动了关贸总协定(GATT)复关谈判(1987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从此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对外开放时期。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积极“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这个提法在会上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述:“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要顺应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的文化部分开篇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上述重要论断无不是在应对新一轮全球化的挑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数字化信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新一轮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产业链全球重组、生产要素全球聚集、经济资源全球配置的时代,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地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被重估和转移,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在下降,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优势正在显示出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顺应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实行对外开放新战略,以新的资源优势参与国内外产业分工,以获取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民族地区今后一段时间的重大发展机遇。

  (四)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树立了科学发展观,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指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系统提出了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全面调整了发展战略,由高度注重经济增长、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转变为坚持“五个统筹”、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转型意味着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将彻底改变在全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边缘性和依附性的地位,扬弃长期以来以“追赶”汉族聚居地区现代化模式为目标的、单一经济的、非均衡性的发展战略,实现一种更尊重少数民族人民主体地位、更符合少数民族群众根本利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与科学发展观相应,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发展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以解放文化生产力为手段,以发展文化产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为基本途径,以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目标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这些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是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我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

  科学发展观和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树立了全新的指导观念。首先,在发展的格局上,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居于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地位。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科技、经济、政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来推进和实现。其次,在发展的方式上,新形势下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式是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即全面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表达权、选择权、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再次,在发展的目的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为了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的质量和内涵,更是为了全面落实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利;不仅是为了在保护、继承、创新的基础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更是为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并最终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社会建构。最后,在发展的途径上,推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新形势下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核心途径,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两个基本抓手。

  需要指出的是,在确立了全新的指导观念的同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纪之交以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全面建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已经使文化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中的地位空前突出。这为我国少数文化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战略环境。

  国内外发展环境的重大改变已经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置于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在这一新起点上,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加快发展。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少数民族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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