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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体制的价值观在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日期: 2013-10-21 浏览次数: 来源: 文化宣传司 字号:[ ]

引言

 

    内蒙古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居延海畔,绵延2400多公里,狭长的内蒙古草原在历史上就是保护我国北方生态安全的天然绿色屏障。全国有十一片重点草原,内蒙古据其五,即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全区草地总面积7880万公顷,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66.6%,占全国草地面积的22%,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可利用面积6359.09万公顷,占全区草地总面积的80.70%。

    而今,内蒙古草原环境恶化情况日甚一日。据上世纪末的一项研究表明:全区草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面积是972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23.5%,其中有308万公顷草原沙化,217万公顷的固定沙地化为半固定沙地,148万公顷流动沙地或裸沙地,164万公顷草原盐渍化。另外,还有草原环境自然形成的干谷冲沟、裸岩、盐碱斑等恶劣区域603万公顷,二者合计为1575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38%。如将其视为严重退化的草原,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相比,增长了约18个百分点。

最近10年,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情况势头不减,虽然推行了退耕还草、围栏封育,甚至有的地方采取禁牧措施,推广舍饲圈养等方式以遏制草原生态进一步恶化,但效果并不明显。如今内蒙古的五大草原,相形之下仅有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两大草原还依稀留有草原的影子。鄂尔多斯草原内有著名的库布其、毛乌素两大沙漠,科尔沁草原如今已更名为科尔沁沙地,乌兰察布草原已经消失多年。

如何遏制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势头?我们认为蒙古族传统游牧体制及其价值观有着无可替代的功能与效用。

一 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及主要原因

 

    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有多方面因素,但主要归结为自然因素和人的因素。气候干旱、降水时空分配不均是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自然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灾害性天气增多,而灾害性天气增多又不可避免地加速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比较严重的灾害性天气就是沙尘暴。沙尘暴是地表缺少植被覆盖,裸露的沙土在强风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灾害性天气。冬春季节,内蒙古处于蒙古高压中心的东南缘,由于气压梯度大,经常形成偏西、偏北大风。草原地表植物稀疏,沙土裸露,在强风作用下,沙尘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沙尘暴能使固定沙丘成为半固定沙丘,使半固定沙丘成为流动沙丘,而流动沙丘的危害之一就是覆盖草场,使之成为不毛之地。

    人的因素是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人口密度的增加远远超过草原的最大容量。地广人稀是由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特点决定的。内蒙古草原生态条件基础脆弱,不能承受太大的人口压力。有学者测算,内蒙古草原人口密度以0.9人/平方公里为宜。 但这里草原的人口密度已经大大超过这一标准,仅以人口增加速度较慢的锡林郭勒草原为例,这里建国初期有20.5万人,到2000年人口规模达到92万人,净增加348% 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属于典型的移民性增长,给草原环境造成了沉重的人口压力。

其次,垦殖造成草原沙化。移民进入内蒙古后,除一小部分移入城市,绝大部分是以农民身份进入草原地区的。由于受到传统生计的推动,移民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大片优质的草场以“开荒”的名义被开垦为耕地。牧民只能退居相对贫瘠的草场,经营游牧业,因为贫瘠的草地不适宜农耕。随着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人们对粮食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农民对耕地的渴望进一步增强,耕地面积遂进一步扩大,一些曾经被认为不适宜耕种的草原也被开垦为农田。于是,内蒙古许多地方的社会经济活动经历了游牧→牧农并存→半农半牧→农业的变迁过程。 如果说,那些适合开垦为耕地的草原从牧区变为农村对草原的生态环境尚不构成严重威胁的话,那么,那些不适合进行农耕的草场,以各种名目被开垦以后,草原生态环境便每况愈下了。垦殖几乎把从降雨量400毫米的呼伦贝尔草原到降雨量30毫米的阿拉善戈壁,把固定沙漠的绿洲、草原湿地、河谷滩地、湖盆洼地、沙丘间低地开垦殆尽。

再次,制度因素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推波助澜。第一,定居制度的推行加快了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牧民从游牧到定居,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落后生活方式向先进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定居的最大弊端就是忽视了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有效利用和保护,或是对定居产生的环境后果估计不足。定居牲畜每年行走距离大大增加,据测算,约是游牧时行走距离的1.6倍 而且这种行走是围绕定居点周围较小单位面积内完成的,加上定居后车辆增加以及密集人群走动频繁,造成定居点周围道路交错纵横,牧草稀疏。如果把定居点作为中心,就会发现牧场环境的梯度变化:越是靠近中心,牧场环境越差;越是远离中心,牧场环境相对要好。但是,人口的增加使得定居点的密度不断增大,于是,草原上就形成了以一个个以定居点为中心的片状荒漠化地带,这种片状荒漠化地带彼此相接,形成大面积的草原荒漠化地带。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内地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影响,内蒙古也把让无数农民受益的土地承包制度搬到草原上来,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度。然而,与这种草畜双承包制并行的是以家户为单位的草场网围栏建设,曾经毫无阻隔的大片牧场被铁丝网分割成一条一块的小片牧场,承包到户的牲畜只能在自家所分的草场内固定牧养。这种情形致使每一家草场的草原单位面积负载力都显著增大,草场失去了自然恢复的机会和能力,草原环境恶化不可避免。第三,牧业生产完全被市场左右,造成畜种单一化、草场过牧化,加剧了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程度。绵羊、山羊、马、牛、骆驼,是蒙古族牧民所称的“五畜”。在蒙古族传统游牧生活中,“五畜”的种类和组合多据自然生态特点有其大概的定制,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对羊肉、羊绒的刚性需求,绵羊和山羊的数量不断攀升。相形之下,马、骆驼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阿拉善双峰驼的命运已堪比大熊猫,成为濒危物种。畜种单一化打破了“五畜”组合,有效利用草场的链条,同时占有绝对增加数量的羊只必然形成过度放牧,特别是“蹄似镐、嘴似铲”的山羊对草场为害甚烈,从而进一步加深对草原环境的破坏。第四,内蒙古是我国矿产资源富集区,尤其是煤炭资源储量名列前茅。全区101个旗县区中,有67个旗县区储存煤炭资源。探明储量在1亿吨以上的煤田有19个,100亿吨以上的煤田有6处。煤炭开采是内蒙古的支柱产业,但这一产业的背后则是环境的破坏,尤其是草原环境,可能会因此遭受灭顶之灾。今天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都在承受露天煤矿开采的威胁,大大小小的露天煤矿在这两处久负盛名的草原上遍地开花。露天煤矿的开采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垦殖、过牧更加严重,内蒙古草原命运堪忧。

二 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呼唤游牧体制的回归

 

    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迫切需要保护和恢复。经过几番治理,包括植树种草、退耕还草、禁牧舍饲、围栏封育、移民搬迁等等措施,效果并不明显。最近10年来,国家投入生态建设资金325亿,但仍然无力改变草原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 这种状况表明,既不是国家不重视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投资不够,也不是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而是路径的选择出了问题。因为这些草原环境保护和恢复的措施,无一不是干预草原自然规律的行为。

    草原在蒙古人眼里,是天然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它的产出并不需要太多的人为干预,仅需要假以利用,即借助牲畜的采食形成能量循环,使之转化为人们的食物以及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蒙古族通过游牧体制,意图使草原成为永不枯竭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提供者。因此,爱护和保护草原的思想渗透于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如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物质文化,宗教信仰、审美意识、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等精神文化,行为模式、生活方式、风尚习俗等行为文化,政经体制、法律典章等制度文化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这一崇尚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文化机制很明显是一种古朴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当草原被开垦为耕地、游牧让位于定居,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自然因素就逐渐让渡于人为因素成为主流。如今,当所有针对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的措施都无力遏制草原生态恶化势头的时候,回归游牧体制或可成为值得一试的选项。

    有人认为,游牧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是一种粗放、落后的生活方式,实现定居是民族发展进步的体现,回归游牧是社会发展的倒退;另有人认为,游牧是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与农业民族的定居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而且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假如我们无法决断这种争论孰是孰非,那么就要听一听草原的主人——当地牧民的声音:建了围栏,一些牲畜由于吃到的牧草品种单一,内分泌失调,现在连铁丝、砖瓦、塑料都吃,牲畜的产绒量、肉质都在下降;围栏里的草不是被吃完了,就是被践踏完了;围栏不仅破坏了草原环境,还败坏了当地的社会风气,闯进人家草场的牲畜要么被关,要么被杀,引起纠纷…… 表面上,这是牧民对网围栏的不满,实质上是对草场承包制的不满,对回归游牧的渴望。在草原上,“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除非使用它的人可以随时转移到另外的牧场上,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移动权比居住权更加重要,而‘所有权’实际上就是循环移动的权利。” 毕竟“游牧生产并不固着于土地,只是暂时利用一片土地,因此,对他们来说,关键在于是否能在特定的时间‘使用’土地,而非永久占有、垄断。” 仿照农村分田到户实行分草场到户,实际上是一种不分农业和草原畜牧业性质的体制上的“一刀切”,表面上是对牧民所有权的重视,本质上却把牧民的移动权限制死了,使有价值的牧场变成了一片片单独的价值低微的草地。

    另外,越是草场环境不好的地方,越需要游牧,只有游牧才有可能让草场有恢复的能力和机会。那种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草场环境保护和恢复的“围栏封育”、“禁牧舍饲”是把牧民摒除在外的舍本逐末,而且草原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不能没有牲畜的采食,缺少了这个环节,牧草质量同样会下降,以至于越来越不适应这里的自然环境。即便“围栏封育”、“禁牧舍饲”暂时恢复了草原环境的常态,如果定居、草畜双承包等体制因素不随之改变,仍然无法保证草原环境不会有恶化的反复,除非不去利用。因此,恶化了的草原生态系统尤其需要游牧体制的回归。

    面对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有蒙古族学者指出,“只要文化存在,草原就能够得到保存。” 这里的“文化”就是指以游牧为核心的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如果没有了当地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支撑,或者说这一文化一旦被摈弃,那么,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注定没有出路。只有尊重本土智慧与地方性知识,才会在实践中寻找出改善牧民生计,守护生态平衡的切实之路。 回归游牧,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三 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游牧体制及其价值

 

    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包含着异常丰富、复杂的内容,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这方面的体现,而最能体现这种生态文化本质的就是沿袭已久的游牧体制。游牧体制是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没有了游牧体制,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必将趋于没落,直至不复存在。

游牧,产生于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而且是草原民族在草原生态环境下经过长期摸索形成的人与环境相协调的生计方式。“逐水草而居”,是对游牧生活简洁、生动而又贴切的概括,对于蒙古族牧民,恰是游牧使他们在草原上得以生存、繁衍,并且创造了与农业文明具有同等价值的草原文明。

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游牧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牧民赶着牲畜在草原上无规则、漫无边际地随意游动。正确理解和认识蒙古族游牧体制,最重要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内蒙古草原是农业资源相对匮乏的边缘地带,生态基础脆弱,要在这样的自然生态环境下繁衍生息,唯一可选择的生活方式是顺应这里的生态环境,而不是去改造它,如将其开垦为耕地。因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及其先民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草原游牧业,较好地解决了一个民族如何有效利用相对脆弱的自然生态条件支撑群体延续发展的问题。

游牧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游”,它的价值也体现于此。首先,游牧是草原社会的生存法则。游动和迁移是牧民规避自然风险,保证人畜安全成本最低、效果最佳的手段。在正常的年景,牧民会根据当年的气候条件、牧草的性质、畜群的规模以及草场的肥沃程度决定停留的时间和迁移的距离,绝对避免牲畜在一片草场上采食时间过长或过短。采食时间过长,会破坏草原环境,不利于草场恢复和循环利用;采食时间过短,则不利于牲畜抓膘、生长,达不到对牧草充分、有效且合理的运用,形成草场资源浪费。游牧就是在这种对草原环境的利用和保护中,维系草—畜—人之间能量的流动和系统的平衡。 如遇年景不利,出现“白灾”、“黑灾”、“虫灾”、“旱灾”等情形,游牧就会以其所长极力避免这些自然灾害危害人畜安全,即利用牲畜的卓越移动力来逃避风险。如在“白灾”发生时,牧民就会先把马群放出,然后放出牛群,最后放出羊群,因为群马会用蹄子刨开积雪,露出牧草,而马只食用牧草的上端,牛食用牧草的中部,羊啃食牧草接近根部的下段。根据牲畜的这个习性,在日常的放牧过程中,牧民在利用一片草场时,也大致遵循这个放养顺序,达到既顺应每一个畜种采食习性,又对单位面积草场内牧草的充分合理的利用。如果积雪太深牧草不能全部被马群刨开露出时,饥饿的羊还会以马粪为食,而不至于冻饿而死。据称,马还能在“白灾”中为迷路的牧人找到人家,并能自行找到积雪较薄或者没有积雪的草场,使牧民以及牛羊及时摆脱“白灾”的威胁。事实上,草原环境中引发各种自然灾害的因素很多,游牧就成为草原生活中趋利避害的绝佳选择。

    其次,游牧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大程度利用天然草原资源的前提下,草原环境保护最好的生计方式。人类第一次通过牲畜的采食把草原转化为重要的生产资源,从此,草原和游牧业就一直支撑着草原民族的延续发展。由于游牧遵循的是对自然的顺遂而非改造,所以,游牧体制通过牲畜的奔走能力和牧草的自然恢复能力,经过牧民的一系列生产安排,在最大程度利用草原资源的前提下,又维持了草原环境的可持续性,达到草原资源利用和草原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至于讲究精耕细作的农业和以开掘地表为特征的现代工矿业,都因直接破坏草原生态而无法与草原环境相契合,从而很难在利用草原资源和保护草原环境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

    另外,由于草原环境比农业生产环境存在的风险和各种不确定因素多,因时因势的弹性安排便是游牧生产的准则。它不像我国北方的汉族农民根据二十四节气规规矩矩安排农事那样有一套比较程式化的规则。按照不同季节游牧只是一个大的规则,在具体的游牧过程中关系着生产、生活安全的重要事项,牧民们均按照灵活、弹性的原则适时进行安排调整,以有效应对或者规避各种突如其来的风险。

总之,游牧体制是一种科学、精致的文化创造,同时也是一种集天文、地理和畜牧管理知识于一体的复杂的、综合性技术,是循环往复巧妙利用草原资源,保持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机制。其简陋的表象之下,隐含的是复杂的地方性知识和民族本土智慧。

结语:关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认识

 

    以游牧为核心的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千百年来摸索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集大成者,是草原民族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智慧结晶,有效维持了人——畜——草三者的能量流通和生态平衡。但在发展的语境和追求中,游牧却被定格为与定居相对的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游牧业也被认为是靠天养畜的粗放经营模式,于是定居便被赋予落后民族文化、社会发展的标志,在草原上推行开来。值得省思的是,随着定居的深入推广,草原的退化也在大规模地发生。

    作为一种文化特质,游牧产生于蒙古族及其先民针对草原环境的实践过程,是适应草原环境的产物。几千年来,游牧与草原相安无事,原因在于“游牧生产是人类顺应自然的选择,同时又是古朴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 草原生态环境是脆弱的,恢复了游牧体制并不能保证不会发生环境问题,而是要把人为的环境压力尽量减小,给草原生态的恢复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另外,草原环境的恢复也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力量,现代科技的介入对保护恢复草原生态环境有必要也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发展幻想,尤其不要认为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技还没发展到这种程度,依靠传统生态知识,再有现代科技襄助,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民族文化也只有在这样的发展中,才能得到健康的滋养。一旦其所处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民族文化就会走上发展的歧途或者末路。文化生态学的最重要的观点就在于环境与文化不可分离:脱离了特定的环境,某种文化就会走向绝路;另一方面,某一文化也对环境有着某种反馈机制,正是环境与文化的这种互动,使生活在这一环境之下的族群得以生息、繁衍。假如让蒙古牧民的定居制再运行几十年,游牧文化将彻底消失,而游牧文化的灭绝可能会使草原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因此,发展民族文化,不能把这一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仅仅作为外在的条件或背景,生态环境也是内在地参与一个民族生产、生活的关键要素。

    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在目前的定居体制下难以为继,倡议回归游牧体制,已无必要争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倒退,国家的生态安全和这片草原上生活的牧民的生存安全才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对于定居,许多蒙古牧民也认为有诸多好处,也为人们所向往,而游牧也不似牧歌般浪漫,其中的甘苦只有勤劳的牧民才能体会,但是,对于定居和游牧有着深刻认识的牧民,还是愿意选择后者。有一则蒙古族传统小故事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孩子问妈妈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不停?妈妈回答我们要是固定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移动,就像血液在流动,大地就感到舒服,就像你给妈妈上下不停捶背,妈妈会感到舒服,如果你不停地敲打一处会怎样?因此,以定居代替游牧就是代表民族文化发展的认识和主张是令人费解的,即便用最简单的进化眼光来认识,也无法得出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结论。因为定居破坏了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就是说这种发展不具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悖。在草原的历史上,也经常出现统治者为追求尊贵奢侈的生活而破坏游牧的生存法则的现象,像内地贵族那样的定居生活,只是财富的积累妨害了游牧的移动性,因此,这种追求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必须退回对自己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去。 环境对文化的反馈作用必须纳入我们的发展视野,并需要认真面对。民族文化无论如何发展,总要与这个民族所处的环境相适应,而“适应是一种动态过程,因为无论生物还是其环境均非一成不变,新的问题不断产生,为提供解决方案的新的关系也不断建立,然而,适应变迁发生的范围通常有限,始终维持着明显的生物/环境关系。” 即任何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都不能突破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

    民族传统文化是活态文化,它的发展就是需要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如果把它固定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就是对其价值的抽离,无异于割断一个正在健康成长又在不断发育的生命的脐带。对于促进发展的选择,最为关键的是要在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恰切的对接点。

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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