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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处理民族问题的有效手段及其借鉴意义
日期: 2013-10-21 浏览次数: 来源: 文化宣传司 字号:[ ]

一  国外处理民族问题的有效手段

由于政治、历史、文化、宗教、经济、自然等因素错综复杂,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套解决民族问题的完美模式。然而,通过调研世界上民族问题热点地区的政策实践,我们发现,政治上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往往导致民族逆反情绪,引发民族动乱;而通过经济、文化、教育等手段,则能润物无声地实现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一)发挥少数民族地区优势,推动其经济发展

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若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往往会引起民族间的隔阂,进而使民族矛盾激化并被反动势力和敌对势力利用。为此,不少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时都从经济这一根本性问题入手。

以越南为例,越南党和政府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鉴于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地高原上,越南政府把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制订了合理的发展规划,实施了适当的倾斜政策,把资金优先投向建设高原、边远地区急需的基础设施和属于国际计划和发展目标的工程项目。越南还根据各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特点和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多种成分经济,促进当地商品经济发展,培育商品意识和商品市场。针对山区少数民族还实施了“定耕定居”和“消饥减贫”工程,以当地农民为主要劳动力,扩大了耕种面积,不仅为越南粮食安全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民族地区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挝在利用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优势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方面也有较好的实践。近年来,老挝在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力度的同时,特别注意根据其国内少数民族主要是山地民族的特点,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山区经济。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大力开发山地经济作物,如木材、药材、水果等,发展山区农业、林业及其加工工业,同时,开展植树造林,禁止乱砍滥伐;二是发展山区商品经济,普及商业网点,发展边境贸易,同时,积极引进外资,兴办旅游业,促使少数民族地区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提高当地生活水平;三是投资建设和改造山区道路、集市、城镇商贸和工业中心,增加对山区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投资;四是在少数民族山区建立符合当地需要的科技研究中心,推广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加工工业方面的科学技术。

得益于老挝这种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山区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加上老挝对民族政策其他方面所作的重大调整,其民族矛盾逐渐缓和,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也纷纷解体。

    (二)尊重信仰自由,促进各宗教平等对话

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问题也因掺入宗教因素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因而妥善处理宗教问题也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从各国成功实践来看,他们对于宗教问题的处理主要在于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平等对话的基本原则,通过强调宗教中倡导的一些价值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各宗教积极参与解决公共事务问题,促进民族和睦;与此同时,坚持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政治,以防止宗教极端势力对国家稳定造成破坏,尤其是防范境外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

比如,韩国为促进国内宗教平等对话、有效发挥宗教的积极社会作用,经常召集各宗教领导者,为他们提供对话场所,同时也努力发展众多宗教能够一起参与的公共事业。

在俄罗斯,执政领导人十分重视宗教,并吸取了苏联在宗教政策方面的教训,学会了利用宗教来团结全社会,稳定社会局势。为此,《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强调:禁止旨在破坏国家安全,挑起社会冲突、种族、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和睦、仇视或敌视活动;要及时解决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稳定与和睦。

在泰国,佛教可以说享有国教的地位,但政府对伊斯兰教等少数教派也采取保护政策,例如吸收穆斯林进入政府工作,增强了广大穆斯林对政府的信任;允许南部穆斯林保留自己的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缓和了他们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同时还增加非穆斯林人口比例,对促进当地宗教同化产生一定作用。此外,泰国还通过与邻国马来西亚的合作,有效禁止了泰国伊斯兰分离主义分子在马来西亚的活动,切断了对泰伊斯兰分离势力的外部支援。

在民族和宗教问题较为复杂的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也十分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对国家稳定的破坏作用,严格限制有组织的非法宗教活动,并坚持与来自境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渗透和影响作坚决长期的斗争。塔吉克斯坦则在与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中把握节奏,运用策略手段,化解直接冲突,缓和战乱。

    (三)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但不过度凸显差异性

为加强民族融合,一些国家通过各种渠道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包括语言、生活方式等,但同时并不刻意凸显或放大少数民族文化与主体民族的差异。

在民族融合方面做得较好的美国,学术界20世纪中叶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目标,坚持国家在政治法律上的一体化和主流文化(包括作为通用公共语言的英语、基督教文化等)的普遍性,同时也允许各少数族群保留自己的部分传统文化。另外,为了防止在就业和其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种族、族群歧视,美国人的身份证明中没有“种族、族群成分”的内容,政府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也有意淡化和模糊各个种族、族群之间的边界,鼓励族际通婚,并以各种方式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由此,美国在具有不同种族、族群背景和不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的公民中逐步建立了新的“国民认同”。

在多元化理念的倡导下,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各族文化,促进各族民众相互尊重。在中小学教育中,除英语是通用语言以外,各族学生还要学习本族母语。各族的重要节日,如华人的春节、印度人的屠妖节和马来人的开斋节,都被列为国家法定假日,全国人民共同欢度。

越南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十分尊重和关心,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实行保护政策,规定小学实行越语教育,但各少数民族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与越语一起用来进行小学教育。基于此,越南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得到不断发展,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文学家和艺术家,优秀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不断问世。

   法律和教育方面各民族一律平等

在法律和教育方面,多数国家强调公民权利平等,对少数民族也不搞特殊化。这样既保证了少数民族不受歧视,也不会因为对少数民族的特殊照顾滋生其优越感,或令主体民族因少数民族受优待产生反向被歧视的感觉,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

法律方面,俄罗斯强调所有人在法律和法庭面前一律平等。不管种族、性别、民族、语言、出身、居住地、宗教信仰、政治信念、财产状况和职务如何,法律一律保障其平等的权利和自由。

在埃及,不论科普特人或阿拉伯人,埃及法庭均将其看作“埃及人”,按照统一的法律法规来办案,在量刑、罚款、死刑判决和死刑执行方式方面不考虑民族宗教因素。

教育方面,在美国,学生不论性别、种族、民族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其倡导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力图使多种群体的学生在学业上都获得成功的发展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教育理念,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会因为种族、民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这种理念特别提倡学校的教职员队伍应包括各类人才,具备不同的教学能力,不以种族和民族来区分学生,而是使教学以学生的学习风格为基础,适应学生的技能水平,进而达到好的教育效果。此外,在课程设置方面,为更好地将不同族群的文化融入到教育内容中,美国打破了设置单一民族文化课程的模式,而是围绕美国不同种族和民族重新组织课程内容。

    (五)推动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但不强调同化

在一些倡导多元文化政策的多民族国家,通过创造民族交往的氛围,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对民族和谐共存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这些国家并不强调交流过程中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而是努力创造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格局。长远来看,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将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交流,产生异质文化间要素的流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给整个国家的发展增添活力。增加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有助于少数民族提高素质和修养,使其更快融入社会大家庭。

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澳大利亚,从同化政策向多元文化政策的转变成为当代澳大利亚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步骤。澳大利亚政府为保持澳大利亚社会的文化同质性,曾在20世纪50―60年代推行了同化政策,试图以此消灭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使非英语移民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与英语移民及当地土著融合成一个单一民族。但随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不断发展,同化政策在60年代以失败告终。澳大利亚政府经过探索,从70年代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认可和鼓励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创造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格局,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创造多种民族交往的氛围,使少数民族在与主体民族交往中可以更客观地分析本民族文化的优劣,自觉地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与融合。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自由劳动力市场打破了民族界限,交通、通讯的发展便利了社会和心理的交流,极大地改变了群体相互隔绝的状态。

美国在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时,也特别注重不同民族学生间的交流与沟通工作,例如举办民族集会节等交流活动,主要目的是联络感情,加强沟通,消除成见。

    (六)充分借助民间力量促进民族和谐

不少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民间力量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部分国家民族矛盾激化的推动因素来看,西方政治势力利用一国民间力量进行意识渗透从而达到其民族、国家分裂目的的例子并不鲜见。为此,一些国家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也尝试从“民间”着手,通过正确引导,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在促进民族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对于民族问题处理较好的新加坡来说,促进民族和谐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就是其基层社区组织。新加坡最大的基层组织是人民协会,其宗旨是促进种族和谐、社会团结,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协会在各个组屋小区设“居民委员会”,由各族群的代表组成。除举办社区娱乐活动、排解邻里纠纷外,人民协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政府提供预警,一旦发现有族群间的不和,立即上报政府,将种族纷争化解于萌芽阶段。

在美国,对于一些少数族群成员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不利状况,美国主要不是通过政府政策来保护其群体的“政治权益”,而是通过民间或半官方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对需要帮助的个人或群体予以救助和支持。这就使与族群相关的各种问题,主要以个体成员和个案的社会问题形式表现出来,而不表现为以整体族群为单位的政治问题。

二  国外处理民族问题的借鉴意义

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在民族地区进行资源开发时,政府可通过让当地民众在项目中参股等手段,对民族地区进行适当的利益补偿;并通过植树造林、项目减排等措施,进行生态补偿。同时也要通过职业培训等,充分吸纳当地劳动力。

处理宗教问题时,政府应通过对宗教团体的精神嘉奖等手段,发挥宗教组织的积极作用。淡化民族差异并强化国家意识有助于促进民族和谐,尤其是在法律、教育、官员选拔时,应维护公民权利平等。文化融合应该是双向的,不仅少数民族要学习汉族的文化,汉族也应学习少数民族的文化。

    (一)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应重视利益和生态补偿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少数民族所在地都拥有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政府对这些地区经济扶持的最好方式就是合理开发当地资源,从资金、基建、技术等方面着手,将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其经济效益,从而带动当地生活水平的提高。

首先,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要建立利益和生态补偿机制,真正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看到,部分国家的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政府试图通过推动招商引资来发展当地经济,但反而引发少数民族对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的担忧。以菲律宾棉兰老岛地区为例,尽管该地区矿产资源极其丰富,菲政府鼓励当地发展矿业,以提高少数民族生活水平;但由于政府与该地区穆斯林组织难以就利益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导致矿业复兴计划受阻。目前,该地区经济仍十分落后,并时常出现暴力事件。

因此,在进行资源开发时,除利用税收杠杆外,政府还可通过提高土地使用权转让费用、让当地民众在项目中参股等手段,对民族地区进行适当的利益补偿;并通过植树造林、做好项目减排等措施,进行生态补偿。

其次,扶持民族地区经济时还要注意调动当地的劳动生产力。从历史上看,南斯拉夫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扶持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前南政府没有从落后地区的实际出发来提升落后地区的“造血”功能,对科技和人才的输入以及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够重视,而是采取以注入资金为主的方式,这不但造成许多资金的浪费,当地经济也未能得到改善,甚至使经济发达地区对这种“无偿援助”产生逆反感。

因此,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时,要以政府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并以自力更生为主;应更多地通过职业培训等措施,来增加当地民众的就业,从而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也要充分征求当地民众的意见,不能以主体民族的思路在少数民族地区办事。倘若扶贫工作没有从当地民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比如在游牧民族地区盖楼房来解决居住问题,就无法真正让少数民族享受到政策的实惠。

    (二)应充分发挥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从多国实践来看,宗教力量若得到有效利用,不但不会导致民族问题,反而有助于调和民族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为此,应尊重信仰自由,并鼓励宗教组织和教徒在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福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对不少民族来说,宗教信仰甚至高于物质追求,因此要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平等对话的基本原则,通过强调宗教中倡导的一些价值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各宗教积极参与解决公共事务问题,促进民族和谐。应该指出的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不代表要鼓励信教或帮助传教。与此同时,应坚持政教分离,不能允许宗教干预国家政治,以防止宗教极端势力对国家稳定造成破坏,尤其要防范境外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借鉴。新加坡通过发表白皮书等形式,对宗教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对宗教团体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进行一一列举,并表示这类贡献将与日俱增。这些对宗教团体在精神上的嘉奖有时甚至比物质奖励更有效。

宗教间的对话有助于调和民族矛盾,因为许多民族矛盾是由于价值观不同引起的,而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因此,应通过不同宗教文化间的对话以及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话,来促进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和平解决民族矛盾。为促进宗教间相互理解与合作,新加坡还成立了宗教联合会,与世界各地有关组织建立联系。为促进宗教信徒相互了解和接触,新加坡还在学校开设《宗教教育》课程。   

    (三)应促进民族文化双向融合

文化融合是民族和谐共处的关键。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必须强调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历史观和传统意识,努力培养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体民族意识概念。融合的过程应该是双向的,不仅少数民族要学习汉族的文化,汉族也应学习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双向交流与互动,推进共同文化。

首先,要形成双向文化融合的良性互动,不能简单地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我们看到,历史上苏联、日本等国都曾由于盲目推动文化整合,歧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强制要求少数民族接受主体文化,而引发少数民族的反抗。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则由于主体民族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不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误入其宗教信仰或传统的“禁区”,从而导致民族冲突。事实上,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不仅需要深化少数民族的全民族概念意识,还需要对主体民族加强引导,让他们加深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和理解,建立起更加和谐的族际关系,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体和谐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为此,目前大部分民族问题处理得较好的国家都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刻意磨灭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

其次,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加强教育是重要手段。目前大部分国家都强调通过对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的教育,向其灌输主体民族的思想,让少数民族逐步接受主体民族。但我们发现,这一过程也需要因势利导,首先应开展双语教学,在保留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为少数民族融入主体社会和文化提供便利。随着官方语言的普及,根据市场的真正需求,再逐步减少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从很多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并不需要太多的政策介入。在这方面,墨西哥实施的“加强跨文化双语教学计划”值得借鉴。

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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