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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基本认识及政策建议
日期: 2013-10-21 浏览次数: 来源: 文化宣传司 字号:[ ]

一  对新疆文化发展形势的四点基本认识 

(一)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存在一些深层问题,这些问题在新疆尤其明显,而且表现出很大的尖锐性

长期以来,新疆与内地的发展明显地存在“双重落差”。第一重落差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区域差别。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新疆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普遍有所改善,1979年至2009年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4%,人均GDP从313元增加到19942元;但另一方面,新疆与全国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同期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从82.15%下降到77.97%。 此外还有一系列标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指标,新疆都大大低于内地。正是这种相对落差,使得新疆各族人民(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

第二重落差是由于文化因素而扩大了的差距。课题组看到,新疆贫困地区的分布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南疆地区(主要是和田和喀什)比较贫困,维吾尔族聚居度最高(分别占96.3 %和91.3%,其中超过80%的人不会说汉语),由于绿洲经济空间狭窄(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83.2%和77.7%,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分别只有1.6亩和2.65亩),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发展,造成了南疆地区既“地广人稀”,又“地少人多”的现状,人与自然的关系高度紧张。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大量维吾尔族青年难以外出寻找工作,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状态。墨玉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维吾尔族最为集中,经济最为落后,同时宗教极端势力活动最为猖獗,在七五事件后被遣送回乡人口最为集中。

新疆这种情况很典型。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实行全方位开放后,外资迅速涌入,中西部地区尽管发展较慢,但是许多省份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离乡汇入了开发大潮,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如语言文化差异、教育水平长期落后、照顾政策运用不当等,造成少数民族群众在个人发展领域的竞争力不足,没有能力参与这个进程,没有分享到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农村人口压力日益沉重,城市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日益陷入了困境,令少数民族群众普遍产生了失望情绪,反过来为宗教极端势力提供了土壤,并进一步消解了基于对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期望的文化认同力量。简单说,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滞后是源于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落后,而经济发展落后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上的内向和保守。

因此,新疆发展的滞后是双重的,既是经济性质的,又是文化性质的,而且存在负向的相互作用(恶性循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不平衡,新疆处在不利位置,而疆内,生活贫困地区各族群众的地位尤其不利。特别对像维吾尔族这样具有上千万人口,历史悠久并具有文化自豪感的民族来说,这种双重落差就演变为心理失衡和文化冲突,而这种文化冲突又反过来进一步造成了发展的障碍,成为新疆在经济上发展和融入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新困难,成为新疆不稳定的深刻根源。

课题组认为,多年以来我国存在发展方式不科学,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以及其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脱节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新疆由于民族和宗教因素的代入,表现得特别明显、特别尖锐和难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不断创新发展路径和治理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统筹解决和整体解决。

(二)建立在新疆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趋势之上的国家认同日益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将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认同,任何对新疆稳定过于悲观的看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由于我国现代化的特殊路径选择和新疆特殊的区位,现代化进程在新疆大大地落后于东部和中部,甚至在近年来与西部各省份也拉开了距离。正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动力不足,导致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在新疆的普及动力不足,并进而导致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动力不足。

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这一背景已经开始根本性地改变。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危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央政府决定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专门召开了新疆工作会议。新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将与内地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建立起新型的紧密联系。中央财政加上19省市援疆,预计未来5年在新疆的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元(“十一五”期间为1万亿),力争使新疆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新疆人均GDP2800美元,按今后我国GDP增速8%来计算,2015年新疆人均GDP将达5800美元左右,超过今天中国中部大部分地区;10年后的2020年,新疆人均GDP将达9000到10000美元区间,其上限接近上海和北京今天的程度。这个发展目标大大鼓舞了新疆本地群众的信心,

追随国家发展的步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生活的根本改善,成为新疆各民族人民共同期待,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出于切身利益考虑,看到了这个发展的机遇,希望参与到这个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去,是非常明确的、毫无疑问的。如果说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群体生活环境所产生的解决方法的话,这种建立在经济一体化趋势之上的文化认同已经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共识,也奠定了新疆各族人民实现“四个认同”的基础。

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子女上学择校取向已经明确体现出了这一趋势。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上高中有“民考民”、“民考汉”以及上“内高班”几种情况。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内高班”是所有人最为向往的,其次是“民考汉”,最后才是“民考民”。尽管以上选择中有教学质量差异的原因,但是想要掌握通用语言,到内地上学和就业,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课题组认为,发展将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奠定基础,任何对新疆稳定过于悲观的看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三)新疆经济建设无疑将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文化建设不可能像经济建设那样“跨越式发展”,当前新疆发展中文化战略思路的陈旧、文化政策的缺失以及一些做法的不得当,甚至有可能制造出新的问题

新疆的问题根源在发展。在把经济发展当做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之后,还有两个环节必须跟上:一是要尽快完善涉及民生改善的分配制度改革;二是要加快旨在唤起人的群体认同和提高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的文化政策调整。如果认为经济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得到解决,或者认为,可以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和手段顺带解决文化教育问题,都是不切实际的认识。在国家财政支持和19省市援疆的推动下,新疆的经济建设在“十二五”开始的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无疑将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如果同样以“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去看待文化的发展,则可能出大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突出的例子。调研中我们发现,新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近年来的确进步很大,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在内地事实上也存在,但是在新疆表现得特别突出和尖锐,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新疆在未来10年经济会获得“跨越式”发展,然而,这同时意味着,那些在精神文化上没有做好准备的少数民族群众,会在群体性文化适应方面遇到重大挑战甚至危机。如何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群众在心理上尽快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如何帮助他们积极参与这个现代化进程,是一项急迫的但又十分重要的文化建设任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承担着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责任。在新疆很多地方,伊斯兰教与乡村生活有千百年的密切联系,老百姓的宗教文化需求稳定而强烈,他们更习惯于到清真寺去参与公共文化活动。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这种以宗教为中心的特殊的公共文化需求,认真研究以什么活动来满足这种需求,以及认真研究目前由政府提供的新型文化内容是否与当地群众的传统文化需求相适应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宗教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意义,整合资源,加以利用。这显然不会像修建一些文化站馆,配送一些书报音像资料那样简单和立竿见影。

第二,从目前情况看,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真正落实的最大困局是无法有效解决新建文化服务设施与当地传统宗教民俗文化设施的整合问题。目前新疆农村普遍出现了“清真寺”和“文化站”并立(清真寺在总量上多于文化站)、传统宗教文化活动与公共文化服务并存的情形,传统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未能与新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有机的联系,“两张皮”的情形明显。在这方面,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破解思路。这个问题不解决,新疆目前的各种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就不能落到实处,就不能在少数民族群众当中“入脑入心”,就不能起到促进发展、保障安定的作用。

第三,随着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矛盾主要方面会发生迅速变化,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如何尽快在语言和文化上帮助少数民族尽快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但与此同时,新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节庆方式的存续、保护和转型等问题会很快成为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未来10年,新疆将迅速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迅速崛起为中亚的经济和文化高地,在这个背景下,新疆少数民族的语言、传统宗教文化遗产、传统习俗和节庆方式等都可能成为日益稀缺的文化资源。为此,在今天强调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应前瞻式地提出关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存续、保护和转型发展的文化战略思路。

以上问题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课题组在新疆各地了解的情况来看,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自治区从上到下,谈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思路明晰振奋而有创新;但谈到文化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则常常显得思路陈旧。更令我们感到忧虑的是,近年来,在被忽略的同时,民族文化建设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敏感,基于种种不明确的“维稳”理由,很多本来属于正常的乡土文化活动受到了限制,甚至被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麦西莱甫”,也被与非法宗教活动混为一谈,其传承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不良氛围影响下,很多基层领导正在越来越失去对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和习俗的尊重和亲近感,这必然会埋下民族分裂和文化冲突新的种子。

当前,新疆发展中文化战略思路的陈旧、文化政策的缺失以及一些做法的不得当,甚至有可能制造出新的问题。需要尽快组织力量研究新时期的文化治疆战略,以迅速解决目前新疆发展大潮中的文化政策事实性缺位问题。

    (四)当前制约新疆各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到国家经济建设大潮中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通用语言——汉语——的使用,但是目前新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双语教学,其推行思路和模式的确令人担忧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是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工具、文化交流的手段以及逐步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双语教学中的汉语教学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通过大量座谈和访谈,课题组得出的印象是,在国家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迅速展开的形势下,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已经普遍产生学习汉语的愿望,推动双语教学是完全没有障碍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推行双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急躁冒进,完全不顾条件是否允许,在设定的短时间内硬性地要求教育系统完成从以少数民族语为主向以汉语为主的转换。这样做的结果不但达不到迅速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的目的,还会导致整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历史性断裂,至少耽误一代人的教育。

课题组认为,在经济发展浪潮汹涌袭来,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汉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反而应该将文化政策的重点放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上,加大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力度。应该认识到,现在最需要强调的是,那些历史悠久和个性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科学和合理地实现现代化的转型,而不是任凭之被经济建设的大潮淹没。以目前维吾尔族聚居区双语教育为例,现在似乎越来越少的人还记得双语教学的本来目标是“民汉兼通”,而不是简单地实行从以民语教学为主向汉语教学为主的转换。如果下更大的力量加强少数民族语文建设和现代化转型,无疑将更有利于双语教学的顺利推进。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七五”以后,双语教学这一学术性和政策性极强,而且由于影响深远而需要谨慎实施的教育变革,正在被裹挟到各种短期政策考虑中去,其本身的意义和规律正在遭到忽视。围绕双语教学的许多必要的讨论,由于环境的恶化而无法正常展开,甚至被纳入各种极端思维框架。这种状况不改变,不但完不成有关部门制定的双语教育实施目标,还会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后果堪忧。因此,在新疆文化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双语教学,将双语教学的政策设计和推进节奏纳入新疆文化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中。

二  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也是新疆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以及新疆面向未来的体制转型和政策调整期。新疆在我国新一轮发展中地位特殊,既有重大机遇,又面临各种深层问题,目前正处在转折点上。中央政府已经为新疆制定了宏伟的发展目标,纵观新疆发展大势,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 弥补战略短板,突破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已经成为当前的关键问题。

(一)要认清目前新疆发展所处的阶段,把握历史机遇,认清制定稳疆兴疆的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尽快弥补这一战略性短板

受到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形势的鼓舞,新疆各族人民已经焕发出了极高的热情,希望参与到这个伟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去,这是最基本的“民意”和“人心”,必须充分认识,充分珍视。那种认为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群众国家认同存在很大问题,因而需要以全方位“维稳”措施加以严控的观点是偏颇的。

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新疆的发展正在步入一个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特殊区间。从转型经济的发展规律来说,这是一个形成市场化初次分配制度的时期,这个时期特别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市场化机制不完善使得个人之间收入差别迅速拉大,一些人由于占据了优势地位而迅速致富,社会公平程度迅速下降。这是一个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明显赶不上个人财富占有差距扩大速度的特殊时期。客观地说,在目前新疆的经济发展格局中,民族间文化差异(如语言和宗教)特别容易成为经济差异扩大的原因和条件,并由此引发新的文化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过去的30年中,新疆失去了一些机会,与全国其他地区发展拉开了距离,并因此积累了许多未解决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未来5到10年既可能是新疆经济快速发展,并使社会矛盾走向缓和的时期,也极有可能是新的矛盾产生和集中爆发期,无视这一危险,或者认为经济发展将自然而然地解决文化认同问题都是幼稚的。

基于此,课题组认为,新疆目前正处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上,特别需要提高对于在新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的认识,特别需要提高对于在新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认识。

首先,要充分认识文化在新疆各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将宗教认同作为他们身份的首要标志和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道德价值则被认为是宗教生活的主要内容。正如我们在调查中所见,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社会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没有宗教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对于维吾尔族这样族群规模相对较大、历史文化传统相对厚重的群体来说,我们最为担心的是出现经济和文化的“分裂”和“脱轨”局面:生活虽然改善了,但是精神上却陷入迷失与绝望。

其次,要充分认识新疆的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将新疆各族人民的宗教文化资源当做一笔重大财富。新疆地处东西两大文化圈交界处,与周边国家文化联系紧密,目前还处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东—西认同冲突”的敏感时期,以至于很多人将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文化视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卸掉的包袱。但是,根据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确定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方略,新疆以伊犁和喀什两地为龙头,将成为我国对南亚、中亚和俄罗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在2020年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左右后,该地区将在历史上第一次迅速隆起为中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地,从而根本扭转新疆千百年来以“外防战略”为主的被动局面。到那个时候,伊斯兰文化将成为推动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最重要的文化纽带,而维吾尔族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都可能成为这个巨大的区域市场稀缺的语言资源。我们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和发展伊斯兰文化应该是国家新一轮新疆开发战略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课题组认为,有必要由我国高层研究机构牵头,吸收各个部委政策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以及新疆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全面调研基础上系统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长期文化发展战略,将之纳入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

(二) 要在新的发展战略指导下,调整民族文化政策的整体思路,从以“保护性救助政策”为主,走向以“发展性支持政策”为主

在新疆实施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以文化发展为轴心的,兼顾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新型特色发展战略,必须调整文化政策的整体思路。我们认为,可以从总体上将这一调整概括为从以民族整体为单位,基于民族身份识别的“保护性救助政策”,调整为以民族自治区域为单位,基于个体公民权利的“发展性支持政策”。

这种政策思路的转变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变化有关。长期以来,在或隐或显的意义上,治疆战略的主轴都是“管制”而非“发展”,具体表现就是“羁縻”、“屯田”、“军垦”等等。上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民族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承继了这一传统战略,其对象是少数民族的整体,取向是公平,目的是救助,实施办法是行政手段,民族身份识别是基础。这套做法的背景是计划经济的体制,问题是缺乏发展的向度。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了起来,集中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已经开始为分散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取代,即使是较为落后的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需求也可以由个人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满足,并因此而普遍产生了个人权利的意识。这时,传统政策模式显然过时了。我们需要实行一种以自治区范围内全体民众为对象的,以尊重个人自主选择权利为取向,以发展为目的,以法律为手段的新型民族文化政策。在此基础上再辅以行政性的救助性政策。在这种新的政策思路中,民族身份识别需要,但不是基础性的,重要性大大下降。

基于此,课题组认为,近年来国内基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新型文化政策,应该根据新疆地域性特点逐步进行创新性地实施。

首先,逐步放开文化市场,从行政性管制转向法制管理,建立一种以各族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基于各族人民群众自主选择的,主动开放的文化交流局面。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建立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环境中,维护祖国统一和确保边疆长治久安的国家战略,是积极的和进取型的战略。基于中央提出的这一新的战略思路,新时期的文化政策也要从打“阵地战”的保守防御性思路中解放出来,从被动转向主动,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开放竞争的姿态,牢牢把握新疆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主体作用”的论断,只有坚持人民群众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才能获得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我们认为,在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形势下,文化政策的战略性转型要从落实人民群众文化权利入手,不仅仅是文化消费的权益,更重要的是文化创造的权利。新疆文化发展的主体是各族人民群众,文化发展的潜力深深地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只要政策得当,就能迸发出来,形成竞争性优势。

其次,创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立一种将既能够创造收入,也能增加就业,同时促进社会包容、文化多元性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型“创意经济”。

课题组在调查中所见,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社会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里现代化进程刚刚开始,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分化没有内地充分,经济发展欲望本来就受到传统宗教文化观念的约束而比较节制,经济与文化的传统关系比较协调。当我们想在新疆实行一种以文化为轴心的,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型特色战略的时候,这种基于深厚传统智慧的文化理念就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了。

课题组认为,在新疆,发展文化产业具有不同于内地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探索一种以文化为主轴,兼顾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社会和谐进步的新型特色经济发展战略。新疆是一个文化多样性资源丰厚,民族和民间文化发展基础良好,经济发展势头正猛的地区,有条件、有能力在全国率先将文化创意产业建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增长极。基于此,我们就必须在传统的石油和煤炭等自然资源外格外关注人文资源;在传统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外,格外关注文化创意产业。我们就必须全面强化文化产业价值链薄弱环节,大力扶持中小型文化企业,在诸如文化资源保护、文化内容原创、文化市场开拓、文化品牌打造及文化传播方面做出扎实的努力。

第三,创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一种能够与传统文化设施配套、与传统文化生活融合、真正能够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群众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课题组认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济一体化为文化认同创造了基础条件,但是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显然要慢得多。要使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相协调,使文化发展“可持续”,加强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必须“扮演主角”。

需要强调的是,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不能任凭清真寺和文化站并立,传统宗教文化活动与公共文化服务并存这种“两张皮”的情形发展下去,更不能任凭这种“两张皮”的态势发展为文化冲突。我们需要站在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立场上重新考虑新建文化设施与传统文化设施如何衔接,新提供文化内容与传统文化内容如何融合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广泛调研,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伊斯兰文化的现代发展与转型做出科学和实事求是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制定我们的文化政策。

(三)恢复常态化的社会管理,形成文化建设的宽松环境

实施新型民族文化政策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撑。民族文化发展需要宽松环境,这往往比政府直接出手相助更重要。我们目前特别关注的是,建设一个常态化的法制环境,以及现代服务性政府的管理体制。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一直沿袭着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路模式,而在新疆,这个模式又加上了一个“战时状态”的特点,即特别强调公共文化服务的“阵地”特性。出于这个原因,以“东风工程”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只考虑怎样在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公共生活空间之外建立一个“战斗堡垒”,却从不考虑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当代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公共生活空间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点、交集点?

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七五”以后,新疆治安形势一度严峻,“稳定压倒一切”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调,“维稳”措施被推向了极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有些传统民族文化活动也受到了限制,少数民族群众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不满情绪,现在是到复归常态化的法律法规环境的时候了。课题组认为,不能随意定义“维稳”政策,不能将“维稳”常态化,更不能将“维稳”扩大化,应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逐步地结束“非常状态”,将“维稳”措施内化为常规的社会治安管理行为。应该将群众文化活动从各种非常措施中解放出来,恢复常态。只有这样才能为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也使得以发展为目的的文化政策得以伸展。

近年来,考虑到新疆的特殊情况,在全国已经获得重大进展的文化体制改革并未在新疆实质性启动。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步稳定,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迅速展开,文化发展的需求越来越紧迫,也应该考虑逐步启动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新疆打造一个有利于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新型体制环境。

(四)完善双语教学政策,科学、有序地推进全疆双语教学

加快双语教学的推进,全面提高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促进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教育、文化发展的战略基础,也是促进新疆各族群众全面融入全国经济发展整体进程的重要条件。在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普遍认识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高涨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深入地评估和检讨双语教学推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完善双语教学的推进政策,更加科学、有序地推进双语教学。

课题组认为,双语教学的本质是促进学生的母语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共同发展,是“民汉兼通”。双语教学需要回归其“本质”,就要首先回归其“本身”。应该组织有关专家与双语教学直接利益相关的各方(学生、家长、老师等)全面研究多年来双语教学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在新时期有效推进双语教学的战略和策略,从而使双语教学的推进方式和推进节奏更加符合双语教学的内在规律,更加符合少数民族群众的期待和需求,更加符合国家的战略利益。

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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